过去，日本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在汉字传入日本之后，汉文成为日本的官方语言。从此，古代日本加入了汉字文化圈，能直接汲取同样采用汉文为官方语言的周边国家的文化养料，并可透过汉文与他国互动，从而开始扩阔国际视野。

在古代日本尚未把汉文制定为官方语言之前，朝廷只是以最原始的口耳相传方式下达政令。后来为了把各据一方的豪族管治转变成以君主为权力中心的律令国家，第三十八代天皇——天智天皇——开创了一种“文件政治”。他要求所有行政官员学习汉文，以便执行文书纪录、传令存檔。其最终目的是要准确、迅速、广泛地下达命令，以彰显君主的权威。为此，天智天皇在当时的首都近江大津京修建学校，聘请从百济移居日本的“渡来人”做教师，开始培养朝廷百官。

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新，可从近数十年在滋贺县大津市北大津遗迹，发现到不少称为“音义木简”的文物中得到佐证。古代人用墨在木简上书写汉字，标记相对应的口头语言。例如，用汉字“精”表示日语口头语言“くわし（kuwashi）”。这些木简文物，可说是飞鸟时代的日本国语辞典。

天智天皇推行的“文件政治”，是产生官僚制度的重要手段。现代人可能认为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却是最先进的。通过提高朝廷官员对汉文的读写能力，不仅大幅改善了行政效率，而且加深了他们的学养，从而促进日本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在飞鸟、奈良时代，涌现了大批如柿本人麻吕的宫廷歌人就是一项骄人的成果。这种浓厚的文艺气息，一直延绵至奈良时代，促成了称为“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日文字之形成，继而推动和风文化之确立，造就了《古今和歌集》、《竹取物语》、《土佐日记》等大量文学经典的诞生。

位于琵琶湖畔的近江大津京，在地理位置上虽与奈良和京都毗邻，但与众多位于同一地区的古都城相比，近江大津京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甚远。加上在天智六年（667年）起作为首都仅只五年多而已，因此鲜有人注意到大津曾经有过一个宜攻宜守的古都城。尽管其存在时间短暂，但近江大津京是古代日本开始实施先进官僚制度的历史舞台，同时亦是培养人才缔造重视本国风土与生活情感的独有文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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