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日本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在漢字傳入日本之後，漢文成為日本的官方語言。從此，古代日本加入了漢字文化圈，能直接汲取同樣採用漢文為官方語言的周邊國家的文化養料，並可透過漢文與他國互動，從而開始擴闊國際視野。

在古代日本尚未把漢文制定為官方語言之前，朝廷只是以最原始的口耳相傳方式下達政令。後來為了把各據一方的豪族管治轉變成以君主為權力中心的律令國家，第三十八代天皇——天智天皇——開創了一種「文件政治」。他要求所有行政官員學習漢文，以便執行文書紀錄、傳令存檔。其最終目的是要準確、迅速、廣泛地下達命令，以彰顯君主的權威。為此，天智天皇在當時的首都近江大津京修建學校，聘請從百濟移居日本的「渡來人」做教師，開始培養朝廷百官。

這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新，可從近數十年在滋賀縣大津市北大津遺跡，發現到不少稱為「音義木簡」的文物中得到佐證。古代人用墨在木簡上書寫漢字，標記相對應的口頭語言。例如，用漢字「精」表示日語口頭語言「くわし（kuwashi）」。這些木簡文物，可說是飛鳥時代的日本國語辭典。

天智天皇推行的「文件政治」，是產生官僚制度的重要手段。現代人可能認為這是封建時代的產物，但對當時的人來說卻是最先進的。通過提高朝廷官員對漢文的讀寫能力，不僅大幅改善了行政效率，而且加深了他們的學養，從而促進日本文化與藝術的發展。在飛鳥、奈良時代，湧現了大批如柿本人麻呂的宮廷歌人就是一項驕人的成果。這種濃厚的文藝氣息，一直延綿至奈良時代，促成了稱為「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日文字之形成，繼而推動和風文化之確立，造就了《古今和歌集》、《竹取物語》、《土佐日記》等大量文學經典的誕生。

位於琵琶湖畔的近江大津京，在地理位置上雖與奈良和京都毗鄰，但與眾多位於同一地區的古都城相比，近江大津京與它們之間的距離甚遠。加上在天智六年（667年）起作為首都僅只五年多而已，因此鮮有人注意到大津曾經有過一個宜攻宜守的古都城。儘管其存在時間短暫，但近江大津京是古代日本開始實施先進官僚制度的歷史舞台，同時亦是培養人才締造重視本國風土與生活情感的獨有文化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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